走廊里只有夜灯在盏盏眨眼，塑料椅在我后背响出一排细小的回声。我把旧毛衣的袖口摊平在膝上，指尖沿着那处补丁来回，像在确认它还是真实的。茶水机在护士站后头一阵低伏的咕噜，然后停止，留下风和长长的空白。

那毛衣是她离开前留的，袖口被烧了一个小洞。她当时笑得很厉害，嘴角往上一拽，像把整个房间都往外推。后来我一个针一针地补，线的颜色不准，针脚歪歪扭扭，但每一针都像是在把那天的笑声缝回来。现在它躺在我腿上，带着她身上薄荷香的记忆，和一股被冷却的茶味。

“阿海，你来晚了。”我耳边传来兄弟的声音，粗糙，带着从小镇带来的省腔。他的手在我肩膀上一拍，像拍死一只蚊子一样简单。“这事儿你不纠结了吗？就去，别念叨。”他说话像掰玉米，一句话拆成三截吐出来，短促，结尾总是带点笑。

护士做着常做的动作，像是练过千遍的舞步。她把文件翻到我面前，笔杆在灯下反出白光，语速平稳而懒散：“术前交底您已经看过了，风险和并发症都写明了。再确认一次，您自愿捐献肾脏，受者为李娜，关系：前女友。”

“前女友？”阿海嗓门里有一点没收住的愕然，像一块石头被人踢翻了边。我的嘴里却只剩下短句，像是用来捡东西的钩子：“是。”

护士把一支笔递过去，手指甲里有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我吸了一口气，笔尖在纸上刮出细碎声响，像是在自我分解。就在这时，妇科病房的门推开一条缝，两个轮椅推出来，床上躺着她。白色被子褶出软软的影子，头发像被风吹错了方向，一缕垂在额前，靠近眼角。

她醒了。眼睛先是张大，然后重新收拢成两片平静的湖。她看着我，眼里没有过去的温度，只剩下医院灯光的反光。她的声音没有笑，像是念名字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句“你是谁？”撞进我胸里，像冰渣子。我身体里最熟稔的路瞬间失了电，手里的毛衣滑了一下，掉到地上，落地的声响响得太真实。她的呼吸平和，嘴唇在说话，但眼神像是对着牌子读英文——有节奏，有间隙，却不认识里头的字。

我想把所有的往事挤回去。想把那条补丁的线，一针一针地扯成现在；想把她的笑声从时间里抠出来，放在她眼前。可我做的第一个动作，是把毛衣捡起来，小心翼翼地盖在她额头上，像给一个陌生人披毯子。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，干涩，“我是陈天。”短句，像扔进井里的石子。

她盯着我半秒，像是在把我的声音翻译成字：“陈天。”她重复我的名字，语气平平，不含识别。然后她把手伸过来，手心里有一层生理盐水的凉。她的指甲剪得很短，边缘干净。她的手放在我手背上，温度像一张刚从冷库里取出的毛巾。

“你会后悔吗？”她问，话像登记表一样正式。不是责怪，也不是祈求，只是一个被程序训练出的问句。我没有回答。我把手伸进胸口，像是要把一个已经缝好的空洞拆开来看看是否漏风。然后我在交接单的签名处写下了两个字，不是我的法定姓名，而是我早就想好的，留给自己的承诺。

笔尖在纸上停了一瞬，灯光把字影拉长。我写下：“献我”。字迹并不整齐，墨迹在纸上有点晕开，像血在纸上慢慢渗透。嘴里有话想说，但最后只是把毛衣的袖口抚平，将那条被补好的线头，悄悄塞进她掌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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