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廊的灯光偏冷，像做完手术后的白布，反光在抛光地面上疼得亮。苏澜把纸箱抱在胸前，纸箱里是七年前她交给项目组的手稿、照片和一叠发黄的收据。高跟鞋在长廊上有节奏地敲打，声音像心跳被放大了几倍。

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助理，卷发半挽，嘴角始终含着职业的笑。她的声音里带着城市里常见的快意与疏离：“苏姐，您现在来——会不会不太合适？部长刚开完会。”

苏澜把箱子往里挪了半步，眼睛冷静得像一把尺子。她的语速短促，吐字清晰：“地方是我交接的地方，我来取回该属于我的东西。”

助理的笑僵了一下，手摸了摸衣角，低声补了一句：“部长他说，您去年写的公开信——那事儿大家都很关注，您要是——”

话没说完，门后有人把门轻轻推开。青灰色的大衣在门缝里先出现，随后是他的肩膀和背影，站着不像一个人，而像一桩公告。庆维看见箱子，收起所有仪态里的矜持，动作却慢了半拍。他的眼睛先是定在箱盖的一角，那里露出一张旧照片的一角。

他走近，语调像会议记录，平稳且带着官场的温度：“苏澜。”两个字不加修饰，甚至有几分官方的距离。苏澜把箱子向他侧过，像是要确认他的反应。她的手指在纸箱边缘磨了一下，声音细得像翻页。

庆维没有笑。他伸手，指尖碰到那张旧照片，动作像按下一个开关。照片是黑白的，边角卷得不整齐，两个年轻人的肩并着肩，笑得很倔。庆维把照片抽出，平视着苏澜，说：“那时候的计划书我还留着。”

他从衣内口袋掏出一个小东西，动作冷静得不带任何余温，是那种习惯性的检查动作：把手伸进去，摸了摸，再慢慢抽出来。那是一张小小的彩色照片，光泽仍旧。上面躺着一个睡着的女孩，嘴角有一撮卷发，眼睛闭得安静，枕巾边缘有医院的泥土色条纹。

助理的笑声干咳一声，像碎裂的玻璃。苏澜的声音退得很远，她的呼吸忽然间可以听见。照片在两人之间，像一枚没有声音的投掷物。庆维没有把它递给她，只放在箱子上，平平地说：“她四岁了。”

那一句简单陈述像冰锥。所有光线都挤在那个小小的照片上，女孩的睡脸安静而不设防。苏澜的手指在纸箱上滑了一下，指节白了又红。她没有先发问，先吞下一口过于厚重的沉默，然后才低得像从远处传来：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

庆维的眼里有一种最危险的冷静，他合上了照片，声音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恳求，只是很准很冷：“十分钟。你解释，或者带她走。”

电梯的提示音里夹着人群的笑声，走廊的灯像是被人为地放低了亮度。苏澜抬头，灯光在她眼里裂开了几条，像裂开的旧镜子。箱子像一件不该存在的证据，照片像一把被放在桌面上的刀。她的视线在那小小的面孔和庆维的脸之间来回，不发一语。

庆维向旁边让出一个位置，手指敲了敲箱盖，敲击声干脆。门外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带着会议室里剩下的纸张和咖啡的味道。苏澜把握着箱子的手力气忽然松了又紧，一句未出口的话在喉咙里变成灰。她知道，无论选择如何，今夜都不会再有归于平静的明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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