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下着细雨，像细针在窗玻璃上绣出一层脏斑。屋里只有一盏旧台灯，光线偏黄，落在塑料饭桌上一圈油渍里。母亲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手指在一个陶杯边缘转着，一枚枚硬币在杯底碰撞，声音被雨吞没。

儿子在门廊换鞋，脚步轻得像怕惊醒屋里的空气。他脱下外套，肩膀还有外面夜班留下来的味道——汽油、冷风和汗。说话快而短，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：“妈，今天加班，要是房东再说……”

母亲没立刻答话。她把硬币分成两摞：一摞较高，一摞很薄。她的手指有老茧，指甲里带着洗衣粉的白灰。抬头时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灯光的碎片，她的声音慢而拖沓，像乡下长年的雨章：“阿峰，钱够不够？”

儿子摇头，口音里带着市井的短促，“不够。我这周结算才来，借我点行吗？”他把外套甩在椅背，外套口袋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班车票和一包速溶咖啡。

母亲把薄那摞硬币递过去，手指抖了一下。她的手掌温度低，硬币冷得能透进皮肉。她说话像是把每个字都打包，小心翼翼：“先把这交了，别把房门给落了。剩下的——你撑一撑。”

儿子接过钱，手指触到母亲指尖的那一刻停顿了半秒，眼神往下一沉。屋里忽然安静，连窗外雨声都像被吸进了罐子里。他没有说谢谢，只是低声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门口又响起敲门声，短促。房东的脚步声像硬币落地。儿子去开门，脸上的表情换成了职业化的笑——不太自然的、为了避免麻烦的笑。房东人矮，鼻梁上架着厚厚的眼镜，声音像擦黑板：“房租，别拖欠。”

儿子把钱推过去，房东数了数，瞥了眼母亲，眼神里有种计算后的冷漠。他留下半句“别再晚了”，门又咣的一声关上。门关上的声音像一把尺子，在心上划出一段白。

母亲把杯子里的剩水喝了口，听见杯壁上的响声像远处的车喇叭。她突然站起身来，把一件已经很薄的毛衣递给儿子：“外面冷，包着点。”她的指尖在毛线边缘轻轻翻过，像是在摸一件旧账。

儿子接衣服，指头夹住毛线的地方有个洞。他看了看，笑了一下，不是开心的那种笑，而是把一颗牙卡在唇里的声音：“妈，我去晚班，别等饭。”

母亲的笑收起来，像把门锁上。她转身去厨房，火苗一闪，热气冲上来，蒸汽把窗子糊成一片雾。她把昨天剩下的青菜翻了一下，铲子发出干涩的声响。屋子里弥漫着菜的酸味，和洗衣粉的气味混成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家常。

临出门前，儿子在门框停下，回头看了母亲一眼。那一眼里有疲惫，有不肯示弱的倔强，还有一层薄薄的羞愧。他的声音压得更低：“妈，别问我工资怎么用。我会补的。”

母亲没有回答。他们之间沉默成了协议。她把手伸进围裙口袋，掏出一个折得很薄的老照片，是儿子十岁时的半身照，背面有笔迹：‘别忘本。’她把照片放在台灯下，像放一枚信号，亮着却不发光。

门关上了。儿子的脚步声消散在楼道湿润的空气里。屋里只剩下台灯一圈黄光、蒸气在窗子上做着鸟的影子，还有她把那摞薄薄的硬币放回杯里的声音——硬币互相敲击，清脆而孤单。她把手叠在一起，指尖按住最后一枚，像是按住一个会跑掉的名字。

她低声念了一句，不是祈祷，也不是劝告，只是说给自己听：“撑着就行。”然后她把光关了。屋里立刻又回到雨声，和那枚硬币在杯底安静的回声里，一切像要等待，或崩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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